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孤儿”，然而，他们的生活境遇却远不如孤儿，只能依靠低保、亲戚或公益组织的帮扶，我们称这样的孩子为“事实孤儿”。

　　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，最早源于民政部在2005年做的全国孤儿排查。专家发现“有那么一批孩子，爹死娘嫁人，处于事实无人照管的状态”。按照相关学者定义，所谓“事实孤儿”，即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虽然没有死亡或失踪，但是事实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的儿童。

　　这个群体数量到底有多少？最新的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中心课题组的调查结果：到2011年12月20日为止，根据全国20个省份的数据推算，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为57万。

　　我们不知道在全国各地究竟还有多少这样“不是孤儿胜似孤儿”的孩子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孩子渴望着家的温暖。

　　初冬的早晨，天气冷得肆无忌惮。在换了四趟车，历经三个多小时的旅程后，记者从北京市区来到顺义区。刚下车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环顾四周，意料之中的清冷萧瑟，跑到马路对面的包子铺打听去“太阳村”的路，“沿着路一直走，到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就到了。”老板热情地指路。

　　连声道谢后，记者沿着空荡荡的马路向前走，路上人很少，偶尔有几辆汽车绝尘而去。“姑娘去哪儿啊？”不远处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喊住记者。“太阳村！”“哦，去干嘛啊？”“做采访。”记者边走边应和着。一提到“太阳村”，阿姨打开了话匣子，“我带你去吧，我正好去那边找一个老朋友。”于是巧遇“同道中人”，在这位阿姨的带领下，记者来到了“太阳村”。

　　不是真正的孤儿，却无家可归

　　这里并不像外面那么冷清，门口停了很多车，院内三五成群的参观者漫步其中，一辆大卡车停在接待中心前面，不断有人在往外搬米面粮油等物品。进入接待中心，这里正在接受某家电视媒体的采访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叫段正泽，一听是记者来采访，娴熟地讲解起来。

　　“住在这里的有75个孩子，在册的有100多个，包括在外上学的。所有孩子的年龄都在9个月至18岁之间。”

　　他带记者来到一个蓝色的小屋前，门上写着“德国小屋”四个字，门外是一个鞋架，堆放着满满的鞋。

　　“这里住着8个男孩，总共三间屋子，还有一位‘爱心姐姐’负责照顾他们，所谓的‘爱心姐姐’就是比他们大一点的女孩子。”屋子很宽敞，简单而温馨，墙壁上贴着孩子们自己的手工作品。

　　“房子都是简易房，不太保暖，热得快，凉得也快，煤不够烧，就只能分时段供热。”

　　摸着温和的暖气片，上面已经锈迹斑斑。

　　“孩子们都很独立，这里的卫生都是他们自己打扫，床铺也是自己整理。”他说，这里的孩子都很特殊，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都是服刑人员。除了父母之外，他们也有亲戚，但亲戚都以各种理由拒绝照顾，有的声称怕带坏自己的孩子，有的说家庭条件负担不起。来到“太阳村”，几乎很少有亲戚来看望他们。

　　“这里的孩子都不是真正的孤儿，但是他们却无家可归。”段正泽说，记者隐约在他的眼睛里读出了坚毅与倔强。

　　不凑巧的是孩子们都不在这里，从段正泽的口中得知孩子们都在“太阳村”农场，有一个“名厨比赛”在那里举办，记者决定去那里。临别前，段正泽不经意提起自己也和这些孩子一样，从小在“太阳村”长大。大学毕业后回来这里工作，在他平静的笑脸背后又有怎样一段故事，记者很想知道但最终还是打住了这个念头。

　　爸爸妈妈不就应该是这样吗

　　来到“太阳村”农场，跟着前面的人群，来到一个棉布门帘前，掀开门帘，里面一派热闹的景象。

　　宽阔的大厅，左边是整齐排放的桌椅板凳，前排是五六岁的小朋友的天地，一个个坐在椅子上蹬着腿，撅着小嘴儿，不断环顾四周，看着来来往往忙碌的人群，旁边是两位负责照看的老师。

　　后排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们，他们显然已经坐不住了，跃跃欲试准备离开凳子去“撒欢儿”，却被老师摁回椅子上。大厅的右边是锅碗瓢盆和精神抖擞的大厨们。

　　张主任来了，孩子们都围上去叫“张奶奶”，年纪稍大一点儿的小姑娘会搂着张主任的腰仰起头对她撒娇。这位张主任就是张淑琴，“太阳村”的创办人。

　　张主任用洪亮的声音问孩子们：“你们会剥葱吗？”“会！”孩子们响亮地回答。

　　“好，下面我们分组帮助名厨做出丰盛的午餐好吗？”张主任说道。于是孩子们分成五组，带上小厨师帽，与大厨们结成“临时家庭”，共同制作午餐。

　　记者来到前排的小朋友中间，对于陌生人的到来，孩子们并不欢迎。对于记者的招呼回以白眼或干脆两耳不闻。如此尴尬的局面让记者停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僵局被一个身穿红底白点羽绒服的小姑娘打破，她叫蜻蜓，是个有着大眼睛长睫毛的女孩。“姐姐，我会画画。”她看着记者手中的笔和本说。“好啊，那你画画看。”

　　小姑娘拿起笔在本上歪歪扭扭却极其认真地画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她高兴地举到记者面前，“看，这是玩具和我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呢？”“嗯，我忘记画了。”

　　她又重新开始作画，画好后，她指着戴着耳环的说这是妈妈，指着光头的说这是爸爸。“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？”她想了一会儿说，爸爸妈妈不就应该是这样吗？蜻蜓是“太阳村”少数被拐卖的儿童，来“太阳村”时不足15天，是警察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的。

　　默默奉献要好过频繁接触

　　与大厅的热闹不同的是，农场的另一边则安静很多。这里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志愿者，他们正在帮忙搬运白菜。

　　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10位同学正冒着寒风在忙碌，顾不得手上身上蹭上的泥巴。

　　每周六，北京化工大学“阳光志愿者团”的志愿者们都会坐两个小时的车，来到“太阳村”农场劳作，为孩子们献爱心。

　　大二的陈蒙是志愿团里的“元老级”人物，“刚知道来‘太阳村’做志愿者时，以为会和小朋友唱歌、跳舞、谈心，后来才知道我们接触孩子的机会很少，只是在背后默默地劳动。”

　　陈蒙表示很理解，很多大学生没有经过培训， 不知道怎么跟这些孩子打交道，担心问了不该问的话会伤孩子的心。他举例，一次一位同学不经意问起一位孩子的父母情况，那孩子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

　　“所以我们和他们尽量避免频繁接触，偶尔见面可能也是打个招呼，点个头。”陈蒙说。

　　志愿者们还在忙碌地将白菜搬运到蔬菜大棚附近的一处红楼里，这些白菜会卖给蔬菜批发商，卖的钱将成为孩子们的学杂费并为他们购买生活用品。在红楼的二楼就是主任张淑琴的办公室。踏着铁板搭成的阶梯，记者找到了张主任。

　　孩子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

　　“我们不能只靠社会的援助，还需要自力更生，开办农场的收入让孩子们的生活更有保障。”张主任说。放学后，孩子们一般会来农场干一个小时的活再回去，她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“太阳村”的一分子，要为“太阳村”贡献自己的力量，从小要锻炼他们的责任意识。

　　在“太阳村”的介绍视频里，一个孩子抹着眼泪说：“俺爸爸让警察带走了，俺妈妈也让警察带走了。”然后是孩子捂着脸呜咽。张淑琴说，这里很多孩子最难忘的就是父母被带走的那一天。曾当过狱警的她也深刻地了解过那些被囚父母思念孩子的心，他们担心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照顾。

　　对于孩子的其他亲属不能或不愿照顾孩子，张淑琴表示，对于一些年迈的老人而言，他们本身还需要被人照顾，他们没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。而孩子的其他亲属则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孩子。再加上周围的人对于这些孩子的歧视，使这些孩子面临无人看管，被人孤立的境地。

　　她最初创办“太阳村”就是为了让那些服刑的父母能够放心，多年来，已帮助过近9000名孩子。每领来一个孩子她都会跟孩子的父母签订认养协议。“太阳村”给予这里的孩子生活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的照顾，并请心理专家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。

　　如今，张淑琴说她是真正站在孩子们的角度，维护他们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力，她希望能够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使这些孩子得到应有的保护。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更多的人转变对这些孩子的看法，消除歧视，让他们得到平等的对待。

妈妈，再爱我一次

　　“你开的车比我多两个轮胎，大不了晒晒太阳多留点汗……”舞台上三个模样相仿的小男孩跟着节拍练习舞步。点脚、手臂扬起落下、转圈、亮相.……“停！”音乐戛然而止。“一年级的孩子，几个简单的动作为什么一直学不会呢？”老师有些生气。小男孩们低着头不说话。

　　“好了，下一组！你们先下台穿上衣服。”由于排练男孩们穿得略微单薄，“刀子嘴豆腐心”的老师让孩子们赶紧穿上厚衣服。男孩们迅速穿上羽绒服，戴上围巾，安静地坐在台下。

　　这是北京“太阳村”的孩子们在为圣诞晚会排练节目。三个小男孩是三胞胎，老大小伟、老二小国、老三小彪。两年前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，三兄弟遭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

　　都是“家暴”惹的祸

　　“勒死他！”三兄弟的妈妈兰某歇斯底里地叫喊着，用鞋带勒住了他们爸爸陈某的脖子，民警赶到时，是三兄弟开的门，那时的陈某已经一动不动躺在床上。2012年12月29日，悲剧就这样发生了，在三个五岁孩子的面前。

　　他们的母亲兰某，案发前是一名保洁员。17岁时，受到刺激，从此精神状态不太稳定。2003年，兰某因家暴和第一任丈夫离婚，后与陈某相识，两人分别患有阶段性发作的癔症性精神障碍和酒精依赖症，并育有三胞胎。然而，新的婚姻，依然笼罩着家庭暴力的阴影。

　　据兰某家所在的街道办主任回忆，陈某嗜酒，喝了酒就爱打人，两人经常打架。在兰某的陈述中提到，陈某喝醉后经常对她和三个儿子拳脚相向。“三个孩子都打，往死里打。”兰某说。

　　事发当天，醉酒后的陈某又殴打儿子，并拿着菜刀声称要砍死儿子，受到刺激的兰某情急之下用鞋带勒死了丈夫。兰某在法庭上表示，自己保护孩子没有错。

　　法院审理认为，兰某患有癔症性精神障碍，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，案发后能主动投案，而死者陈某在案件起因上存在过错，因此法院依法对兰某减轻处罚，并赔偿丈夫家属丧葬费3万余元。该案未当庭宣判。2014年3月20日，兰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三中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

　　妈妈去哪儿了

　　案件在这里似乎要画上句号，然而三个无辜的孩子却要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命运。父亲被杀，母亲入狱，他们的未来怎么办？

　　兰某的婆家和娘家都表示无法照顾三个孩子。给出的说法是：婆家不同意照顾，而娘家家庭状况困难，没有人愿意代为照管三个孩子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三个孩子最终被送到民间公益团体北京“太阳村”照顾，这一待就是两年，而在此期间孩子的家属没有一人来看望过他们。

　　对于亲戚的忽视，孩子们并没有在意，爸爸对他们的殴打也使孩子们对爸爸没有多少感情，唯独对于妈妈的思念让他们哭泣不止。

　　在三兄弟停不下来的哭声中，警察将他们送到了“太阳村”。

　　张淑琴是北京“太阳村”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主任。她清楚记得，那一夜他们哭得特别凶。

　　刚来的他们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。张淑琴说，刚到“太阳村”时，三兄弟胆小得就像是“受惊的兔子”，常常挤成一团，偷偷地哭。

　　有时候他们会边哭边一个劲儿地问工作人员：“妈妈去哪儿了？我要找妈妈。”工作人员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　　兰某被警察带走前骗孩子说会回来接他们。三兄弟就经常眼巴巴地站在门口不进屋，说是妈妈说好要来接他们。工作人员眼看着孩子小手小脸冻得通红，心疼地将他们哄进屋，可一转眼三兄弟又跑了出去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工作人员想出一个主意。一位老师走到隔壁房间，拨通了另一位老师的手机，装成兰某给三胞胎打电话：“妈妈生病了，正在医院住院，病好了就来接你们回家。”

　　当时三个小家伙儿一起将耳朵贴到手机上，争先恐后地跟妈妈说话。就这样，老师每天晚上都给三胞胎打电话，在“手机妈妈”的陪伴下三个小家伙逐渐融入“太阳村”的生活，才不再闹着要妈妈。

　　给孩子们一个希望

　　如今的三兄弟已经上了小学，每天早晨起床他们都自己穿衣服，到餐厅吃饭，然后老师把他们送到学校。中午回来吃饭午休，下午继续上学。

　　“太阳村”注重锻炼孩子们的“自我管理”能力。在三兄弟住的“德国小屋”里，一共住着8个孩子，年龄也都在14岁以下，孩子们都是自己管理自己，三兄弟也不例外，自己洗衣服、叠被子、洗澡、打扫卫生。

　　记者看到，三兄弟的床都非常整齐，每个床上都放着一个毛绒玩具，这里住了一批又一批孩子，简单的家具已经饱经沧桑，但被孩子们收拾得依然整洁温馨。

　　一次，张淑琴看到三兄弟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杯子，就问他们去干什么，三个小家伙儿仰着头说：“张奶奶，我们去接水，吃药。”张淑琴看了看孩子们手中拿着的感冒药，叮嘱他们水不要接太满，小心烫手，药片一次只吃一粒。

　　三兄弟在“太阳村”过得简单而又平静。和其他孩子一样，三兄弟变得爱笑，爱闹。他们也会参加圣诞节的文艺演出，周末也会迎接来这里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。他们知道会有一些陌生的人来参观他们的“家”，带来礼物和好吃的东西。

　　仿佛一切都没有在三兄弟身上发生过一样。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提起父母，别人在他们面前也不会问。没有人知道，那个晚上，三兄弟究竟看到了什么，而那一幕究竟在孩子心里留下了什么。

　　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被告知要去见妈妈了。在一间小屋里，他们看到了穿着红色上衣、扎着马尾辫的妈妈，而这次见面是在分别了16个月之后。室内布置得很温馨，白色的桌椅、图书和盆栽，桌上还放着零食和饮料。

　　一年多未见，孩子们怯生生地望着妈妈不敢上前。在老师的不断鼓励下，他们才簇拥到了妈妈身边。在兰某疼惜的眼神下，他们喊出了“妈妈”。而这次会面是在“太阳村”的争取下达成的：希望在兰某服刑前，法院安排一次母子见面，给孩子们一个希望。

　　三胞胎是幸运的，他们在第一时间被送到了“太阳村”，得以在这里生活、学习，健康地成长。而他们的妈妈在服刑期满后，就会来接走他们，他们就会重新回到家庭生活，回到亲人身边。

　　而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服刑，父母以外的其他亲人不能或不愿意担负起抚养他们的责任。他们有的孤苦无依，有的流浪街头，有的甚至走上歧途。

　　“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……”舞台上，三兄弟和小伙伴们，举起张开的手掌慢慢地托起，此刻不知道他们在思念谁。而和他们一样，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孩子们又在思念着谁呢？

专家访谈

儿童福利制度建设体系亟待完善

——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

　　记者：什么是事实孤儿？主要由哪些类型的儿童构成？

　　尚晓援：事实孤儿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主要是父母一方去世，另外一方因各种原因（重残，重病，失踪，入狱等等）不能抚养该儿童。或父母双方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抚养儿童（死亡，重残，重病，失踪，入狱等等）。

　　记者：事实孤儿当前的普遍处境如何？面临哪些困难？

　　尚晓援：在中国的乡村社会，父亲为家庭的主要赡养人，母亲做家务，照料儿童，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实。爹死娘嫁人的儿童，被普遍承认为孤儿。主要赡养人去世（或服刑）之后，整个家庭陷入贫困。因此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极度贫困。经济贫困会导致其他方面的问题，如精神压力过大、儿童教育滞后、健康得不到保障等。

　　记者：我国对事实孤儿的救助现状是怎样的？

　　尚晓援：2010年11月16日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出台。12月30日，国务院召开全国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。民政部、财政部联合发出《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》。截至2011年11月底，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均出台了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或方案。很多地方的孤儿生活得到了保障。

　　在保障对象中，失去父母，或生父母查找不到的儿童，外延清楚，容易鉴定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待遇的问题不大。但“事实无人抚养”儿童的生活保障问题，成为制度建设的难点。

　　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外延比“孤儿”宽泛，涉及的儿童群体的类型比较复杂。目前尚未被包括进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原因，主要在于制度设计中的操作难点问题尚未得到解决。

　　当前我国对于事实无人抚养的孤儿救助主要问题是供给缺位，民政部正在进行适度普惠制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。如果这个部分的儿童包括进去，他们的底线需要就可以得到保障。

　　记者：事实孤儿需要得到哪些方面的救助，政府及社会等应从哪些方面为这个群体提供保障？

　　尚晓援：首先是基本生活保障。政府应该提供底线保障：基本生活，教育和医疗。在国家力量介入之前，社会可以先从底线保障参与，在国家力量介入之后，逐渐撤出，提供更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。

　　记者：事实孤儿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里？

　　尚晓援：国家一般性社会福利的发展，儿童福利的发展，使他们能够得到各项保障的同时，获得和其他儿童一样的发展机会。我的梦想是：让每一名困境儿童的梦想成真。